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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2017-04-10 20:33:21|  分类: 文史钩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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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文/陈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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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它是全国四个不设市辖区的地级市之一,这又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东南连接珠海市,东隔珠江口伶仃洋与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望,这就是中山市。 
        萧友梅与孙中山既是同乡,又是同时代的人,他曾跟随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后来,他开创了中国现代音乐艺术事业,成为现代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宗师,特别是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可惜的是——世上淡忘萧友梅,现在知道萧友梅的人越来越少了。 
        一八八四年一月七日,萧友梅生于中山石歧镇,萧友梅的父亲叫萧煜增也是一位读书人,原是前清的一名秀才,后以塾师为生。萧友梅的名字是他父亲取的,別字叫思鹤,这名字很自然让人联想到林逋的梅妻鹤子,他则是友梅思鹤。 
        中山离澳门很近,五岁的时候,萧友梅一家移居澳门,萧友梅入读陈子褒的灌根草堂。陈子褒是一个颇有学问的读书人,他和他的灌根草堂,为萧友梅的启蒙、学业打下了良好、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澳门居住期间,萧友梅的邻居是一位葡萄牙的牧师,萧友梅就是在这位律师的家听到了手风琴的演奏,让他听过不少的曲子…后来萧友梅回忆这段生活的的时候说道:羡慕不已,然未有机会学习也。 萧友梅家与孙中山家,两家原来是彼此熟悉的世家。萧友梅从小就与孙中山相识,他后来又参加了同盟会。
        1889年萧友梅进入广州当时最早一批的新学校——时敏学堂继续读书。 广州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由于受到西学东进的影响,涌现出一批新式的、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像在东山,1888年出现的教会学校培道中学;同年还有广雅书院(即现在的广雅中学)。
        第二年(1889年)又出现有培正中学(包括培正小学)。 当时,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前身),还是进行旧式的教育,课程设置还是诗、书、礼、易四堂和春秋二堂。但像广州的时敏学堂这类新式的学校,已开设现代教育的课程,像国文、历史、地理、算学、外语、音乐、体育、图画、格致等新的科目。 
        1901年,萧友梅成为时敏学堂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当时毕业的学生只有十个人。毕业之后,萧友梅和其他的同学跟随当时的堂长(校长)邓家仁到日本自费留学。萧友梅先是考入东京高等师范附中,专修钢琴和声乐课。1904年,萧友梅开始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音乐。 
        当时从中国去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中,不少人是听不懂课堂上老师讲的话,还得自己凑钱请专门请一个翻译作为课堂译员。 就在萧友梅在日本留学期间,见到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胡汉民等人,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1906年,经孙中山介绍,萧友梅加入了同盟会。因为萧友梅作留日学生,他是学音乐的,不大为日本警探注意,他的寓所便成了同盟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孙中山等人在屋内开会,萧友梅则与廖仲恺的儿女在屋外玩耍,实际上负责望风。
        清政府照会日本政府,禁止孙中山在日本居留,乃至协助缉捕孙中山。这个时期,萧友梅负责把孙中山藏匿在寓所,并负责照料他的饮食生活和对外联络的事情。 
        留学日本的第五年之后,到了1906年他们才取得广东官费生的资格和名额。这时候萧友梅进了东京大学专攻教育学,同时,又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孙中山秘密取道新加坡,不久,到了1909年,萧友梅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结束了他作为留日学生的生活了。 
       回国之后的第二年(1910年),他参加清政府保和殿的留学生考试,他取得“文科举人出身”,被任命为清政府学部的视学。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萧友梅出任总统府的秘书。
         可没多久,四月一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萧友梅离开南京,到了杭州游历西湖,他特意到孤山下,寻访了林逋墓;一个是友梅思鹤,一个是梅妻鹤子,此时隔世的拜访,他们无言相对,相对无言。 
        之后,从杭州到广州,广东成了国民党的一个大本营。当时,应广东省政府之邀,萧友梅到广州,出任省政府教育司(厅)的学校科科长。到了这一年的十月,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函告萧友梅,他想去德国留学,学习音乐艺术的官费生的事情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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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萧友梅来说,不啻是喜出望外的事,他再一次出国留学,赴德国莱比锡留学。他入读了莱比锡大学和莱比锡音乐院。萧友梅在日本留学原来是学习音乐的,他知道日本音乐也受德国音乐影响,这次留学取法乎其上。 
        那个时候的徳国是威廉帝国,是欧洲著名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但大学显徳相对的自由,比如学校的学生迟到十五分钟不认为是迟到,可萧友梅不仅不会迟到,还常常提前十分钟赶到课室。他利用课前的十分钟让老师当面给他批改作业,他的勤奋和专注常常赢得老师的好评。 
        各科的成绩的评语常是“好”和“很好”。学音乐艺术的学生,难免会有些风流韵事,但萧友梅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老师给予他的评价“勤奋”,“道德无懈可击”。莱比锡音乐院是音乐家门徳尔松创办的。当时在萧友梅入读的两家学校的老师就有乐坛的泰斗人物里曼、谢林等人。萧友梅如鱼得水,学习着徳国音乐和欧洲音乐。 
        1916年的春天,经过四年的音乐专业学习,萧友梅学习完莱比锡音乐院的课程,他向学校提交了自己写出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论文的中文版本即为《中国古代乐器考》),主持萧友梅博士论文答辩的是里曼教授,经过答辩考试,七月,萧友梅被学校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当时,由于欧洲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萧友梅回国成了不可能了,因为海上交通陷于瘫痪、停顿。于是,萧友梅转到柏林大学继续做音乐艺术的学术研究,他学习和研究的课程有音乐美学、音乐比较学、哲学、教育学、儿童心理学… 
         当时的我的音乐比较学是由施统夫和霍思博特尔等人以音乐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民族音乐,这样的一门新学科引起了萧友梅的浓厚兴趣,因为他来自中国,他结合中国的古代音乐和乐器研究,写下了《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这些研究文章。
        除此之外,他还对柏林施特恩音乐院的音乐作品研究,诸如作曲、配器、指挥、古乐谱的解读。这为他以后从事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提供了很坚实的基础。 萧友梅正想离开柏林的时候,从中国先后传来了黄兴、蔡锷两将军相继去世的消息,萧友梅从贝多芳《英雄交响曲》得到灵感和启发。他写下了《哀悼引》这首钢琴曲。据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专家说:这是中国人最早运用西洋曲技、乐器谱写的,感情深刻的几首乐曲之一,有相当的现代音乐史价值。 
         一九一八年,萧友梅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船,这个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萧友梅回国后,先是担任教育部编审员兼北京高师附属实验小学主任。 
        第二年(1919)他受北大所聘,并任该校讲师及所属音乐研究会导师,他与赵元任等发起成立乐友社,他决心实现自己的理想,选择了开创音乐教育事业的艰苦道路。 
        当年,音乐这个专业是很不被重视的,在高等学校里不过是附庸的艺术,有的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 就在这一年,萧友梅奉教育总长之命创建北京女子高师音乐体育科;分科后任音乐科主任,这个分科实际上是我国大专院校的设置的第一个音乐系科,也是萧友梅作为现代音乐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始。
       1919年,蔡元培从欧洲考察教育归来,聘萧友杨为民北京大学讲师,由此,萧友梅开始了他二十多年的音乐教育生涯。蔡元培当初也曾留学德国的,后来也多次到徳国考察教育,在文化取向上,蔡元培和萧友梅是比较接近的。 
        在蔡元培的麾下集结了一批留学归来青年精英,与萧友梅同年入聘北大的还有徐悲鸿。徐悲鸿1918年3月初,结识了蔡元培的,不久,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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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下午,23岁的徐悲鸿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演《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徐悲鸿在演讲中说道: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演讲稿随后全文发表在5月23日至25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 
        萧友梅在北大的音乐研究会,后来1922年改名为音乐传习所,从过去的音乐研究会只面对校内到音乐传习所面对校内外,萧友梅自己开设讲座,北大的第一次音乐讲座,听众十分踴跃。 萧友梅主讲声学和音乐史。萧友梅主张:研究高尚乐理,养成创造的新谱之人才,补中乐之缺点,使之以时进步。
        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有十七人参加的管弦乐队。虽然乐器非常简陋,但成了当时中国人组成的第一支乐队。 从1922年底到1927年将近5年时间,萧友梅指挥的这支管弦乐队共开过四十多次的音乐会,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作曲家的作品,为北京人介绍了西方音乐艺术,推广和普及音乐了西方音乐和现代音乐艺术。 
        当年的北大,还有像诗人徐志摩给学生讲英国文学,他讲英国诗人济慈的诗《夜莺歌》,他觉得要让学生能理解和读懂这首诗,他特意提出让学生参加萧友梅的音乐讲座,特别是听听萧友梅指挥演出的《培德花芬的第六沁芳南》(现在通译作《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因为这曲子有夜莺的歌唱。 
        当时的北大,集结了不少各方面的人才,七彩斑斓,各种艺术和各种学说都在北大得以展示和传播,新艺术、新学说在北大得到新青年的关注和追捧。这就是北大当年的时尚。 萧友梅在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的支持下,创建了北京女子高师音乐体育科,音乐和体育分科后任,萧友梅自己任音乐科主任,他为我国大专院校设置音乐系科,奠定了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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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友梅在北京已经六、七年了,虽然,他在多家学校开了音乐课,甚至也创办了音乐专业、专科,经过他和他在音乐界朋友的一道努力,他让当时的北京成了中国现代音乐的重镇。萧友梅心里还是希望把在国外留学学到的东西,用来创办当时中国还没有的——一所符合国际标准的、独立的音乐学校。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 
        当年,萧友梅从欧洲留学归来,就曾向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提出创办音乐学校的计划,教育部又把他提出的计划交给了财政部,可财政部原封不动地又把办音乐学校的计划原封不动地退回了教育部,成了无果之议。 
        后来,萧友梅留学时的同学范源濂当上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这位老同学也真想帮他办成一所音乐学校,范源濂让萧友梅把办学计划写得再详细一些送教育部,以便他适时玉成此事。 萧友梅以为这事有一个会峰回路转结果了,他赶紧重新抄写过音乐学校办校的计划,可没等他把计划书抄好,走马灯似的北洋军阀政府阁员,常常是五日京兆,范源濂没能帮上忙,自己就从教育总长的位置下台了。 
        到了东北军阀张作霖入主北京之后,新上任的教育总长刘哲,刘哲深得张作霖所倚重,他还兼京师大学堂校长、京大美专部学长。可刘哲只对政治、诗和书法感兴趣,对音乐竟然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东西,一下子把北京当时九所院校的音乐科系都撤掉,萧友梅六、七年来在北京才开始的现代音乐事业就此被终结了,在北京,他变得无处立足,他只有选择黯然离开——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南京政府的官员,对萧友梅创办音乐学校看法不一,有人认为音乐无关国事,可有可没有的;时下国事维艰,钱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但经蔡元培、楊铨等人的力争,政府终于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 
        接着,萧友梅作为“音乐院筹备员”提出了一个按招生人数分年递增经费的5年计划,每年招生五十名,需“经常费”每月三千元。至于所需的六万元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当时的财政部仅仅是许以“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的空头支票。 
        当时,头一个月拿到手的“经常费”还是萧友梅在孙中山大总统府时的同事杨铨(鲁迅有诗《悼楊铨》)为之力争得来的。萧友梅十月二十四日收到此款,他马上遵从杨铨“赶快筹备”的嘱咐,就用这三千元权充开办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音乐专科院校了。 
        当年,音乐院是租用上海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56号作为校舍,1927年10月26日开始登报招生,11月1日起报名。由于正常的开学时间已经过去,当时报考的人并不多,但因为萧友梅在招生广告上写说明:院长蔡元培,教务主任萧友梅。 
        一些家长、学生也就是冲着蔡元培而来的,蔡元培不愧是当时学界、文化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时,经过一些专业和文化课的考试,学校只是录取了二十三名学生。不少人认为能上音专是一种荣誉,上海的人跟当时的刘哲和北京相比,就是有差别的。 
        开学的那天,萧友梅面对二十三名新生说道:伦敦皇家音乐院1823年成立的,当时只有二十名学生,八十年后增加到五百人以上,大家共同努力,十年后就可以有五百个同学了…这是我对音乐院的唯一希望。
        萧友梅被校长蔡元培聘为国立音乐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其实,蔡元培早就向南京政府推荐萧友梅出任院长的。后来,蔡元培因公务繁多,请萧友梅继任院长,萧友梅坚持谦辞,以代院长的身份管理学校。第二年,又再聘任,萧友梅为院长,但萧友梅却是先后三次回函谦辞不肯就任,这是他对蔡元培的敬重,虚位以待。 
        音乐院创办以后,因为经费不能按时、有效地保证划拨到学校,因为资金短缺而经常不能按时交纳房租,院址不得不频繁迁移。1928年2月又迁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两座洋房,8月又迁至毕勋路(今汾阳路)。 由于学生增多,学院每月的“经常费”增加至五千元,但是办校的经费仍然十分紧张。
        有一年学校也像别的学校,经济上有了些节余,学校不像其他学校首先想到买汽车,萧友梅倒是想到买一台德国产的伊巴赫牌的——可以开音乐会的三角琴。萧友梅为了买琴,错过了买汽车的机会了,他一生就再没有一辆属于他专用的汽车了。 
        1929年6月,学生因宿杂费问题和校方发生矛盾而罢课,并激发了学潮。有人教唆学生到南京政府请愿,以逼迫萧友梅辞呈,进而取而代之。结果是萧友梅因此事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国立音乐院宣告停办,萧友梅因积劳咯血,只好上莫干山养病。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教育部颁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音乐院原来属于大学一级的学校,这次被降格为专科学校。南京政府仍然任命萧友梅为校长。学校通知原来的学生凭音乐专科学校的通知来学校注册,有些学生没有收到通知,错过了入学的机会,这些学生当中就有冼星海,这该是冼星海的痛,也是萧友梅的遗憾。 
        随后的一段岁月,是音专走上比较正常的教学时期,为国內培养了不少音乐人才。萧友梅是一个心怀天下的音乐教育家,他觉得现代音乐教育在中国文化、经济还比较发达的地区,像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现代音乐教育是处在开垦时期,而边远的省份更是空白了。
        萧友梅虽然力量很有限,但他还是把音乐教育延伸到像边远地区,他通过教育部通知边远省区可以保送学生来校学习,学成之后仍回原地工作。这在当时,虽说这是绵薄之力,但也着实感动了不少人。 
        萧友梅办音专,正是国家维艰时期,他不仅要操心教学的事情,更要为办学的经费奔走。为了解决学校租借校舎,经常有搬迁的问题。为了兴建自己的校舍,他邀集一些社会名流,为建校出钱出力,好不容易才募捐、凑得一万多元。直到1934年,南京政府教育部才同意划拨五万元的建设费,这笔款项还要分十个月划出。 
         学校在江湾买地建校,一年之后,校舍建成了,1935年年底,学校举行建校典了校内外礼,校舍大了,可以多收一些边远地区的保送学生到校学习。萧友梅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垦着中国现代音乐的这片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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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先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了《乐艺》、《音乐杂志》,刊物邀请了校内的外作者写稿,努力地开拓音乐文化的那片天地。 萧友梅自己还亲自给学生上课,讲授中国音乐史,他强调:音乐作品的标准是:要适合中国人的耳朵。他认为音乐创作的三个要素是:内容、形式、演出。萧友梅从欧洲留学归来之后,他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每年出版一本新书。
        1937年11月,萧友梅在音专创办的《音乐月刊》发刊词中写道:在此非常时期,必须注意利用音乐唤起民众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萧友梅一生,敢于任事,严正不阿。 
        萧友梅还坚持音乐创作,他创作的作品有:合唱《春江花月夜》、歌曲《杨花》,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提琴曲《秋思》,这曲子听罢,会有让人忧伤得如痴如醉的美。不禁会自问:唉,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前后,我们怎么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大提琴曲了!
        《秋思》作于1930年,是我国第一首大提琴独奏曲。萧友梅的音乐学著作主要有《和声学》、《普通乐学》、《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等。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又占领了北平,还打到上海来了,上海江湾的那片土地沦陷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萧友梅带着师生把学校的家当、设备先期转移到法租界,继续办学。 
        1938年,萧友梅也不愿意蜗居在法租界,他到了武汉,找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提出音专也要内迁的要求,同时,还提出要在桂林建设分校,以便应对突发性的事件。可当时在武汉的临时政府无暇顾及音专内迁的事宜。萧友梅又是无果而归。 
        1940年,汪精卫已经公开投靠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汪伪政权,汪精卫也想通过一些老关系,甚至是同盟会的老关系,许以各种好处,以此影响、拉拢萧友梅,在民族气节的问题上,萧友梅却不为所动。日本人以送钢琴为名,借此亲近萧友梅,箫友梅专门去函谢绝。 
        艺术需要点浪漫,艺术教育家却需要严谨,作为学音乐、教音乐的艺术家萧友梅的个人感情生活就显得乏味了许多,萧友梅没有太多的浪漫蒂克,他到了四十多岁还过着独身生活,当他被朋友问及为什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与音乐结婚了。 
        与萧友梅同为音专的同事、声乐组副主任周淑安,每次到了萧家,萧友梅的老妈妈老跟她提及萧友梅的婚事,于是,周淑安就介绍了沪江大学毕业的戚粹真与萧友梅认识,经过一番的游说、撮合。1932年,四十八岁的萧友梅和戚粹真结婚。 
         萧友梅与戚粹真结婚,并没太多的声张,他们两人悄然到了杭州,找到艺专校长、广东同乡林风眠作证婚人,林风眠给他们画了幅画,作为结婚纪念。从杭州回到上海,萧友梅和戚粹真只在音专校内的老师中间开了一个小型的新婚茶话会,萧友梅这就宣布:结束了四十八岁的王老五的生活。 
        萧友梅的夫人戚粹真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她信仰基督教的,她也要影响萧友梅加入基督教。但萧友梅反复说明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他不想入教。萧友梅之所以与蔡元培走得比较近,都因为他们两人都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理念。这样,在萧友梅和戚粹真夫妻之间,因为信仰所不同,难道免产生一些感情的矛盾。 
        据萧友梅的侄女萧淑娴回忆说:叔父晚年最大的不幸,是他的家庭生活不够美满。粹真婶母坚持宗教信念,经常喋喋不休地劝他信教。而叔父却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临终前说:我是一生做学问的,结论是不相信任何宗教迷信。 萧友梅弥留之际,戚粹真找来了牧师,准备为他祈祷。萧友梅昏昏沉沉中撑起身子说:我无悔于人间,不用祈祷,无需忏悔,也无悔可忏。
        说完之后,他再三示意请牧师离开。萧家的亲友后人感慨地说:如果婶母对叔父的音乐事业多一些理解和体贴,在生活上给他创造安静的工作环境,不要勉强他信教,他的病是能够痊愈的,也不会在有为之年过早地离开人间… 
        音专教务主任黄自因为患上大肠炎逝世,噩耗传来,对身体衰弱的萧友梅不啻是一种打击,他为中国音乐界失去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好教授。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感到悲痛。
        从香港回到上海,音专的经费让“断粮”了,萧友梅只好挂出“私立音乐专业学校”的牌子,继续惨淡中经营、办学。音专的命运影响着萧友梅的心情的阴晴圆缺,贫困和各种不幸终于把萧友梅击倒了。萧友梅因感染回归热病,后来又转为肾结核,1940年12月31日,在上海体仁医院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有一年,萧友梅突然问起身边的人说道:现在打仗,不知道无锡梅园和苏州香海的梅花怎么了? 萧友梅不就像一株烽火乱世的梅花吗——零落成泥辗怍尘,只有香如故!是啊,落梅香如故…我们从他的《问》、《秋思》音乐作品中感受到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历程,看到一个渐行渐远的一个身影,听到那一阵——空谷足音。 


                                                           2016-11-22 
                                                           2017-04-10 20-21 
                                                                    尚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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